* 本文首发于RNZ中文，作者：Bryce Edwards，根据授权转载。
分析：工党支持率从2020年时的50%断崖式下跌到2023年的27%，在大选的周末过后，媒体将工党的这种失败描述为”血洗”、”恐怖秀”、”彻底毁灭”、”教科书级的失利”和”历史性的失败”。
对于工党的败选，左翼及进步评论家怎么看？工党现在需要做些什么？
工党忘记了工人阶级的传统
前新西兰联盟党（Alliance，1991-2015）党主席Matt McCarten曾在David Cunliffe和Andrew Little领导的工党时期担任幕僚长，他严厉批评工党的现状，认为工党已经脱离了选民，特别是贫困人群和工人阶级。
McCarten对Newsroom的毛利问题编辑Aaron Smale表示，如今的工党已经被中产阶级和相关利益方接管：”他们瞧不起工人阶级。’我们爱穷人，但不爱穷酸味儿。’因为他们（工党）如今不属于他们（中下阶级）了。现在的工党成员住在绿树成荫的街区、时尚社区里，像Grey Lynn这样的好区。他们不生活在工人阶级中间，他们不属于工人阶级，他们只会坐而论道。这就是如今的工党，’我们为人民做好事，但我们不会动摇体制，我们不会动摇中产阶级，只会让他们保持安静’。”
根据McCarten的说法，工党反映了全世界左翼政治运动偏离工人阶级，转而关注”管理主义”和社会问题的趋势，这意味着它不再能表达普通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他说，从Helen Clark时代开始，工党最能拿得出手的不过就是比国家党更好地管理资本主义，并且更友善：”他们不是有远见的人，他们只是好人。但……去TM的，当你没钱时候，你才不关心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只想要希望。”
左翼时政评论员Josie Pagani也同意这个观点，在为【[https://www.thepost.co.nz/a/about-us/350000098/about-the-post 邮报（The Post）】撰写的时评当中，她称工党已经丢掉了对（工人）阶级的关注：”传统工党的支持者和低收入工薪阶层的呼声，在（工党的）待办事项里排在了中产阶级后面。比如，Jacinda Ardern愿意花6.78亿纽元在环保领域补贴企业（脱碳改造），但整体支出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却说免费牙科护理方面是个财政无法负担的梦想。”她认为，如今的工党已经不再秉持任何关于伟大事业的愿景。
无独有偶，左翼时政作家Max Rashbrooke在上周末发推文称，工党已经丢掉了自己的身份和目标，而这个问题早在其2017年赢得大选之前就存在了：”工党没有一个清晰的优先议程或明确的世界观。他们在当反对党时就没有做好准备；就像世界上其他的左翼政党一样，不确定当今’工党’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作为结果，Rashbrooke称，工党对工薪阶层的需求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在当代的重大问题–工作安全环境差–这一事项上，尽管帮助’工人阶级’–这原本就是工党名字的由来–但却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这尤其令人震惊，表明现在的工党长期缺乏改变关键问题的勇气、远见和意愿。（工党的）优先事项从来都不明确，除非是他们拒绝妥协的事，比如三水问题，人们才会说，’哦，所以这个是优先事项啊……这谁能想到呢？'”
他说，工党需要重新深度反省一下”核心意识形态、战略及政策”。
关注经济问题不足
经济的重要性、终日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们–工党与这两方面的脱节还体现在前总理Jacinda Ardern坚称在她执政期间没有发生生活成本危机。
到了大选时，一切都变成了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问题，根据【听众（Listener）】专栏作家Danyl Mclauchlan的说法，工党从未能抓这一点：”在承诺关注生活成本后，工党出台了一些零散的规定–补贴、免GST等等–但这些补贴产生的实惠被他们随后加征的燃油税抵销了。在一场社会各界都要求变革的竞选活动中，Hipkins却承诺保持现状。”
The Spinoff的专栏作家Hayden Donnell还引用了Hipkins拒绝进行激进税制改革对工党的影响：”Hipkins的’长官意志’关上了工党胜选的大门……在没有真正的税收减免可以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的情况下，Hipkins变成了一个手里无货可卖的销售员”。
Donnell说，这在生活成本危机期间是一个切实问题：”当谈到替代方案时，Hipkins能拿得出的只是欧洲萝卜45纽分的减税或只有一部分人等3年后才能享受到的免费牙医（这样的政策）。”
左翼时政评论员Gordon Campbell还指出，工党薄弱的经济政策是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他的专栏中，他认为2020年的政府有权”对新西兰的各种弊病实施激进的左翼改革”。
Campbell列举了这些改革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更激进的改革议程可以包括资本利得税、财富税、对由银行和超市主导的虚拟垄断采取切实有效的反垄断行动、对它们的利润征收暴利税、使工作家庭补助（Working for Families income）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福利领取家庭、资助Kiwibank，以便它有实力与澳洲的银行竞争等等。”
推进宪政和共同治理改革
如果工党不再关注传统的左翼、经济或工人阶级问题，那么它在执政期间的改革计划是什么？一些左翼评论员认为，共同治理及相关的去殖民化议程填补了工党改革议程的空白，认为工党内部的毛利派系在政府中影响力越来越大，并决定实施一项有助于保住毛利席位的激进计划，以防止复苏的毛利党手中夺回议席。
比如，在为Interest网站撰写的文章中，作者Chris Trotter将2017-2023这两届工党政府与David Lange主政时期的”第四届工党政府”一样激进，并且工党现在也面临着与90年代一样的恶果–当时工党的选票大幅下跌， Phil Goff甚至还在大选中丢掉了他在Mt Roskill的选区席位，被国家党取而代之。
但是，Trotter提到，尽管Lange/Douglas政府在右翼经济计划方面激进，但Ardern/Hipkins政府在整体宪政改革和”尤其是共同治理”方面也态度激进，这些都源自当局对”本土化”和”去殖民化”的新承诺。
Trotter认为，工党从未能–甚至没尝试过–让公众理解他们的重大改革，而是试图压制反对声音，而不是公开传达他们的变革：”在没有足够的解释或理由的情况下引入了教育和卫生政策的巨大变化。这种官方文告语言结构的巨大变化是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实施的，让许多新西兰人感到文化上的茫然和政治上的被忽视。”
尽管【先驱报】的资深评论员Simon Wilson支持共同治理，但他也批评工党实施这一政策的方式，认为善意民众感到被共同治理排斥。与许多其他改革一样，Wilson认为工党做事是以自上而下推动的，没有注意与基层民众共同行动。
新冠疫情和保守主义
Wilson写道，新冠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党的败选，因为疫情后遗症持续存在：”社会创伤比预期更深、更广泛”。
他同时还批评Hipkins魄力不足： “他没能意识到那些寻求改变的选民事实上是真地希望变革，不会满足于一些细枝末节的微调。比如果蔬GST虽然取消了，但没有结构性税制改革？它是个笑话吗？不，这是一种背叛”。
Wilson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工党缺乏魄力和害怕改变实际上是自掘坟墓，因为选民确实希望采取行动：”工党害怕改变。政治中的一个伟大谬论是总有一大批喜欢安静温和的中间派选民–但实际上，选民希望的是事情变得更好。那些从一个政党转向另一个政党的人并不希望巩固现状，当人们感到希望破灭时，一定会想要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进步商业记者Bernard Hickey认为，工党的失败来自于他们渴望连任，承诺进行重大变革但实际上不能通过保持原有经济格局而得以实现：”工党在2017年时就输掉了2023年大选， 当时它承诺遵守预算责任规则（Budget Responsibility Rules）时，并且还承诺建设10万套Kiwibuild住宅、奥克兰市中心至机场的轻轨、福利改革和资本利得税审查……所有这些是互不相容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导致了在Kiwibuild、轻轨和福利改革方面的失败。”
他认为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是导致其败选的额外因素：”在2021年末，针对新冠疫情限制所爆发的民间抵触与抗议，打破了工党2020年选举时全面鼎盛的光环。”
【听众】的撰稿人Danyl Mclauchlan也提到疫情应对和未能兑现承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Hipkins对工党的衰落负有很大的间接责任。他是疫情应对部长，早期阶段的应对是成功的，选民在2020年用选票肯定了他。但2021年由于政府未能与制药公司达成采购协议，新西兰成为经合组织中疫苗接种速度速度最慢的国家之一。疫苗覆盖率偏低导致了2021年底奥克兰的持续封城，这是政策上的失败，因此，在这座新西兰最大的城市，许多工党向来最安全的选区投票选择了国家党。Mt Roskill和New Lynn已经失守，Mt Albert和Te Atatū看起来也保不住。此外，Hipkins还是卫生、教育、警察和公共服务部长：在这些领域，他的政绩即使按最好水平算也要画问号的。”
工党未来怎么走？
显然，工党现在需要进行深刻反思，甚至需要重新发现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灵魂。
不幸的是，工党党团目前在人员方面相对不足，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Gordon Campbell认为，Hipkins的继任者不会是Grant Robertson，Robertson距离”退休”大概不远，而且他更像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从他决定将工党绑定到布莱尔主义（Blairism，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财政理念）预算限制时就开始了”。
他认为David Parker是目前”工党高层幸存的资深国会议员中的最佳选择，可能具有将工党重新带回到左翼方向的意愿和能力”，他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决工党迫切的存在问题，即决定其目标是什么”的潜在党魁。
目前正在讨论的其他党魁人选还包括Carmel Sepuloni、Peeni Henare和Barbara Edmonds。
无论工党最终选择谁，Campbell都建议他们远离政治说客、商人、以及任何类型的选民群体，这些是工党在过去6年执政中过于依赖的资源。只有这样，工党才能重新与其传统价值观重新建立联系。
Simon Wilson表示，工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工党在2020年代的意义是什么？”他认为问题在于工党反对变革，不幸的是，现在是右翼政治团体现在已经承担了为普通人提供乐观和希望的角色。
根据Josie Pagani的说法，工党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并在党外（广泛）寻求意见和新观点–她说这是该党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最后，她提供了一个故步自封可能会致命的例子：”法国社会党（French Socialist Party）是一个负面榜样。该党在法国政坛经过数十年的沉浮后，最终在2022年只获得了1.75%的选票。不与时俱进的政党有时是会消失的。”
*本文作者Bryce Edwards博士是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常驻政策分析师，他同时也是政治民主议题项目Democracy Project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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